每一民族在发生巨变的时代，都会面临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，而文化建设是政治建设的基础，二者相互促进，相互发展，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时代。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也。西汉武帝时期的文化建设，在今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
一

在秦亡汉兴的朝代更替中，政治、社会、文化秩序遭到空前的破坏。汉承秦制，继承了秦的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方式，但又不断降低这套政治体制的运行速度；继承了秦的一套法令刑罚，但又逐渐废除繁苛性、严酷性。惠帝、高后时期，汉廷无为而治，与民休息。文帝、景帝承袭旧制，进一步去除繁苛。要之，汉初政治的本质是秦政，即以法家的刑罚之治为主；无为之治主要是养民，但没有以礼义教化民众，而与儒家的德治不同；因此，汉初未进行实质上的政治改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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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楚汉之际，天下大乱。在连绵不断的战火中，秦廷中所藏文化典籍、社会上私藏典籍又大量地损毁，儒者学士或战死，或流落，数量大幅减少。汉兴，刘邦本无多少文化修养，否定《诗》《书》在社会、政治中的作用。儒者陆贾从刘邦定天下，时时在刘邦面前称说《诗》《书》。刘邦骂之曰：“乃公居马上而得之，安事《诗》《书》！”惠帝、高后在文化上无为而治。惠帝四年，“除挟书律”。文帝、景帝不好儒者，汉廷崇尚的黄老之术与法家同源，反知识、反文化、反传统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简要叙述了从高帝到景帝时官方对儒学及儒者的态度和行为，儒学在汉廷中未受到重视，儒者不被任用。要之，汉初诸帝在文化政策上采取积极的作为较少，没有恢复和重建秦政所留下的文化空白。

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，无为而治，到武帝时，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但由于汉廷未重视文化建设，而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，故民众大多不讲礼义；且无为放任的政策也助长了民众的骄横、奢侈、腐败之风。因此，武帝承担文化建设的使命更为紧迫和重大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迄孝武世，书缺简脱，礼坏乐崩，皇上喟然而称曰：‘朕甚闵焉！’于是建藏书之策，置写书之官，下及诸子传说，皆充秘府。”大儒董仲舒上《天人三策》，请求武帝在文化和政治上实行改革：“故汉得天下以来，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，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。”“更化”，即改革。

二

所谓文化建设，即是在多种思想文化中确立某种思想文化的主流地位；主流思想文化的核心是一整套价值体系，指导人们在社会、政治、经济等各种领域中的行为。西汉武帝时期文化建设的重大成果是儒家思想获得了正统的地位，即“崇儒更化”，后世史家或谓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。这确立了“六艺”与孔子之术的主流地位。“六艺”是中国古代文化长时期的积累和总结，孔子予以整理，且赋之新义，奠定了传统文化在典籍上的根据。礼乐是“六艺”的基本内容，孔子、孟子在传统中推陈出新，为礼乐寻找到内在的精神实质，即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念，从而对传统思想进行了“哲学的突破”。

董仲舒《天人三策》，是西汉文化建设的经典文献：

《春秋》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义也。今师异道，人异论，百家殊方，指意不同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；法制数变，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。邪僻之说灭息，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，民知所从矣。

《春秋》大一统，不仅是政治上的一统，也是思想文化上的一统，即以儒家的思想文化及其核心的价值观念为正统。

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等儒者的建议，积极地展开了“崇儒更化”的文化建设。

建元元年（前140），武帝即位，发动了第一次的崇儒运动。《儒林列传》曰：“及今上即位，赵绾、王臧之属明儒学，而上亦向之，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。”武帝斥退法家和纵横家之流，而举荐文学（即儒学）之士。

建元五年春，汉廷“置《五经》博士”。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春秋》《易》，获得了经典的地位，所谓《五经》。武帝以治《五经》的学者为博士，即专经博士。这是汉廷崇儒更化的重要举措。

元光元年（前134）五月，召贤良，公孙弘等一大批儒者获得了重用。《儒林列传》：“黜黄老、刑名百家之言，延文学儒者数百人，而公孙弘以《春秋》白衣为天子三公，封以平津侯。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。”这次征召明确地斥退黄老、刑名等诸家，征召的基本上是儒者。公孙弘治《春秋》，是汉代第一位封侯拜相的儒者，天下学士向风而倾倒。

元朔五年（前124），武帝兴办太学，这是崇儒更化的最大成果。董仲舒《天人三策》：

故养士之大者，莫大乎太学；太学者，贤士之所关也，教化之本原也……臣愿陛下兴太学，置明师，以养天下之士，数考问以尽其材，则英俊宜可得矣。

这直接开启了元朔五年“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”等文化政策。公孙弘秉承武帝之命，著《功令》，具体地制订了博士弟子员的选拔、考核和任用等。朝廷置博士弟子员，在京师兴太学；地方上，郡国县道设立郡学和县学。官学的兴盛，有力地促进了士人学习、研究、传承《五经》及儒家经典，儒家的思想文化取得了正统的地位。

要之，在建元元年至元朔五年的十六年间，汉廷通过数次重要的政治举措，终于确立了儒学的主流地位。“群儒首”董仲舒及其《天人三策》，积极推动了汉廷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行。班固说：“及仲舒对册，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。立学校之官，州郡举茂材孝廉，皆自仲舒发之。”（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）

三

武帝“崇儒更化”的主要内容有四。

其一，大制礼作乐。儒家的理想政治是礼乐政治。明堂之制用于天子朝见诸侯，目的是强化中央朝廷对诸侯的统治意义。天地之祭是礼乐制度中的重要内容，一是表明汉家政权来自天命，所谓君权神授；二是请求上帝佑助。元封元年（前110），武帝封禅泰山，汉家的礼乐政治达到了高峰。封禅的必要条件有二：一是易姓为王；二是太平盛世。封禅的目的在形式上是报答天地诸神的功德，实是表明王朝受命于天，皇权有神圣性。武帝立乐府而采诗，也是制礼作乐的一部分。一方面有娱乐的作用；另一方面也可了解各地方的风俗民情，以制作新的礼乐来移风易俗。

其二，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为核心的价值观念，指导人们在政治、社会、经济等领域中的行为。《天人三策》：“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，王者所当修饬也；五者修饬，故受天之佑，而享鬼神之灵，德施于方外，延及群生也。”在政治上，以德为主，以刑为辅；在社会上，以仁义礼乐教化民众。武帝诏曰：“古之立教，乡里以齿，朝廷以爵，扶世导民，莫善于德。”（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）

其三，提高儒生的社会、政治和经济地位，尤其是在政治队伍中重用儒生。博士在朝廷上可以参政，议政；也可受天子之命巡行天下，出使四方。董仲舒是《春秋》学博士，出为江都王、胶西王之相。公孙弘是一位以《春秋》白衣为天下三公的儒者。博士弟子员在学习期间免赋税，也得到一定的生活补助。学成后，可直接进入官僚机构。儒家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理想在官方政治制度的保证下得以实现。经学与利禄紧密结合，一方面理性行政，以德治国，使政治具有合理性；另一方面多数儒者把经学作为敲门砖，故不能真诚地从事经学的学术研究，缺少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，不利于经学研究的独立和创新。

其四，汉廷建太学、郡县学等官学，促进了《五经》事业的繁荣昌盛，发扬了儒家之广学兴教的传统。一是学习、研究和传承《五经》的士人众多，从而使经学研究得到广泛而深入的开展。二是以《五经》解决现实社会政治的重要问题，即“通经致用”。《五经》不仅是史，是古代文化知识的宝库，而且是经，能解决现实社会政治的重要问题，尤在政治上具有法典的意义。董仲舒以《春秋》决狱。酷吏张汤以治《尚书》《春秋》的博士弟子为官，以断狱。儒者王式把《诗》三百作为谏书。《五经》不仅能解释世界，而且能改造世界。

四

武帝“崇儒更化”的文化建设，在今天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
第一，“崇儒更化”的文化建设，是走在政治改革的前列，这是从文化走向政治。政治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，即以文化规整政治。

第二，在崇儒的文化建设中，政治力量发挥了主导作用；但政治力量的展开，是基于社会力量的诉求。汉初，儒学在民间逐渐兴盛，形成了一股较大的社会力量，其势渐压诸家之说。因此，政治力量的展开顺应了社会要求。

第三，汉廷的崇儒更化，是建立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。“六艺”，代表了古代文化传统的知识和价值。孔子之前，“六艺”成为贵族学习和修养的教材。孔子整理“六艺”，并重新解释，为传统的礼乐建立了内在仁义的精神实质。

第四，文化建设要立足于学术研究的基础。大儒申公早年游学于长安，跟从荀子的门人浮丘伯学习，晚年退居家教，谢绝宾客，专心研究《诗》，其“鲁诗”成为西汉的显学。董仲舒三年不观于舍园，专门从事于《公羊学》的研究，司马迁赞叹“其精如此”。大儒伏生是秦博士，在动乱之世，退居家乡，研究不辍，一直到九十余岁，以治《尚书》为名。总之，汉初的民间、朝廷学者，多能专心治学，在《五经》的学术研究上成果丰硕。

（作者：刘国民，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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